在過去六個月左右的時間裡，中國大陸的經濟情勢呈現出一連串的壞消息，諸如外資撤出、經濟成長停滯、房地產陷入危機、出口貿易和人民幣疲軟、青年失業率創歷史新高等等。對此，美國總統Biden在公開場合上指出，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大陸的經濟宛若一顆定時炸彈，並暗示國內政治將出現反習近平政權的聲音。大權在握的現任中共領導人習近平旋即做出回應，強調中國大陸經濟的潛力足、韌性大、活力強，不僅擁有全球規模最大的工業體系和產業組織能力，同時基礎設施完備，又有14億多人口的超大內需市場。
兩國元首天差地別的觀點，究竟人們該相信誰？或許不妨先來看看中國大陸過去這六個多月乏善可陳的經濟造成哪些實際的影響。首先，亞洲和非洲地區的國家受到相當大的衝擊。以日本為例，出口貿易在今年7月份出現兩年多來首次的負成長。韓國和泰國的中央銀行因為見中國大陸經濟仍未復甦，下調自己預定的經濟成長率。然而，利弊總是交纏互現，當中國大陸經濟成長趨緩同時陷入通貨緊縮，全球市場的諸多商品價格開始下降，不啻對對一些身處通貨膨脹的國家（例如美國）來說是件好消息。
事實上，單單中國大陸自己的通貨緊縮不該被人們過度擔憂，除非國際上許多其它重要的經濟體也在同一個時間陷入經濟衰退。根據Bloomberg最新的一項調查，離岸人民幣的匯率在今年內有可能下滑到1美元兌換7.6人民幣，也就是說會比最近的匯率再低約4%。如果這個預測成真，對亞洲、拉美、中東歐等地區的許多國家來說就真的不是好消息了，因為中國大陸是一個出口導向的經濟體，而且人民幣早已有一定程度的國際通貨性質，若貶值狀況持續，對同樣也是仰賴出口貿易支撐經濟成長的國家來說便成為巨大壓力。然而，在貨幣貶值之外，中國大陸今年的降息已經衝擊到其所發行之債券在國際投資市場上的吸引力。因此，中共發行的主權債券在海外的份額已降至2019年以來的最低點；相較之下，日本「武士基金」的銷售量卻大增，交易額高達8,452億日圓（約58億美金）。
從上述說明可知，中國大陸經濟的不景氣確實會影響到其它國家，但對有些國家來說是悲劇一場，有些國家則是從中獲益。不過，令大家好奇的另一點是，如果中國大陸的經濟短期內無法復甦，那麼北京當局的盤算會是什麼？要釐清這個問題得先思考一下國際貿易對於共產黨政權的真正價值為何？特別是貿易在北京與華府之間扮演什麼樣角色？回顧1978年至今的中國大陸，對外開放與政經改革是引領其從「大飢荒」(1959-1962)蛻變為「經濟強權」的關鍵雙引擎，讓共產黨長期專政具有合法性的基石；此外，透過加入WTO，中國大陸與許多區域內及區域外的國家建立起經濟上的互賴關係，從而減少軍事衝突或爭端不可控的風險。事實上，若不是因為中國大陸在全球貿易市場上的地位舉足輕重，北京當局恐怕很難將經濟治國術加以「武器化」。不過，如果對外貿易是如此的重要和關鍵，中國大陸現在的經濟窘境會不會讓北京當局在面對華府或其它國家施加壓力時不得不做出妥協呢？
本文認為，不宜假設當前的經濟低潮會使北京當局有較大的可能性去做出政治讓步。相反地，北京極可能會更堅定在自己所預期的劇本裡與美國或它的盟邦周旋。何以如此？
習近平已不只一次公開表示，中國大陸需要減少對西方的依賴；因此，如果北京當局接下來會從事任何政經上的改革，也都只是以落實習近平所尋求的「優質投資」為依歸。這也就是說，改革只會在中共有感於自己落後且能夠藉由開放而獲得外國專業知識或技術的情況下進行。正因為如此，今年7月上旬，美國派遣財長Janet Yellen造訪中國大陸，短短四天會見了總理李強和多位經濟學家，商討脫鉤、稀有金屬的出口管制，以及兩國在氣候治理上的合作。同年8月底，商務部長Gina Raimondo也出訪中國大陸，同樣會見了李強，另外也和中共的商務部長王文濤等人會晤。事後Raimondo本人表示，華府樂見並支持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絕無意加以遏制，更不尋求與中國脫鉤，並有意願與中方在人工智慧和氣候變遷的領域達成合作。
清楚可見，在經貿事務的合作上，華府不見得比北京消極，儘管其目前國內經濟狀況比中國大陸來得好。至於全球暖化下的氣候變遷治理，美中兩國都是老神在在，不急切於形成合作，因為兩國的碳排量總合就已約佔全球碳排總量的45%，同時個自境內的綠能生產也在逐漸增加中，已是毫無疑問能左右國際碳排總量與能源消耗量，還有未來再生能源市場的關鍵行為者。在此情況下，就算美中雙方只是消極地不配合國際碳排減量的機制或遲遲未建立令人期待的氣候合作，也是一種極具破壞力的「不作為」。文獻因此指出，北京樂於透過自己作為「碳排大戶」的身分去贏得許多國際談判場合上的議價籌碼，而非將心力投注在與美方形成氣候合作。雪上加霜的是，美中相互間的競爭與衝突不斷加劇，導致北京或華府至少期中一方對於未來的貿易預期難以樂觀，從而增加彼此在不確定的氛圍裡發生軍事衝突之風險（貿易預期理論）。
回首1978年改革開放後到COVID-19疫情爆發前的中國大陸，可以說在經濟上是一個充滿矛盾的存在。一方面作為一個威權的政府，北京當局自上而下的專制似乎並非時時刻刻皆如鐵板一塊。例如，為了讓經濟起飛，中共曾不惜給予農村私經濟活動相當大的自由，甚至在開放程度上還超過了1990年之後的上海。然而，人們不該遺忘共產黨當時介入與促進經濟活動的主要目標是大力支持民間從事技術投資和生產專利，並孕育出阿里巴巴、騰訊、百度和華為這樣的大型企業。此舉讓「北京共識」一度躍上國際舞台與「華盛頓共識」相庭抗禮，並給予許多亞非拉發展中國家不同發展模式之選擇。The Economist甚至還為此出國專刊，討論國家型資本主義(State Capitalism)是否優於古典經濟學的自由資本市場。不幸地是，習近平掌權之後逐漸消除許多國內經濟市場的自由活動空間，並且在政治上利用共產黨的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來確保自己的第三個任期，並在具有重大政策決定權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中安置了忠實的擁護者，而不是專業的行政官僚。
依照習近平此種鞏固權力的運作方式，北京當局就算在施政上有任何重大的瑕疵，整個「黨」也只會裝聾作啞。然而，代價是整個中國大陸的經濟活力與創新潛能無法發揮，並且政治機制上沒有平衡的機制。這就意謂著習所做的決定將會影響更多人，但決策的品質將變得越來越差。劣質的政策無法扭轉中共眼前面臨之諸多困境，民間不滿的聲浪則會越來越多，習因此可能採取強度更高的監控、審查和鎮壓，並且在科技加持下對中國大陸進行威權式的數位統治。
盱衡上開情勢，當前中國大陸的經濟恐怕不易復甦，而政治方面則是外強中乾，一籌莫展。總的來說，領導人權力獨大的共產黨正在催化自己的執政失能及整個大陸的經濟窘境，鄰近它的台灣宜提前設想與部署如何因應「後經濟崛起的中國大陸」，而不能只思索如何在「後疫情時代」穩固自身之經濟發展。
（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教授 譚偉恩）
